2019年敬老节恰逢国庆假期，居住在长宁区虹桥街道的数十位老人收到了手工编织的帽子、围巾和手套。这些作品的制作者也是虹桥街道的老年居民，她们还有一个身份——“尽美·虹桥记忆家”的志愿者。在步入深度老龄化的上海，“小老人”照顾“老老人”已不稀奇。这些志愿者的服务对象有个共同点——都是认知症患者。

“记忆家”门口小黑板提示老人当天日期和季节。

工作人员使用科技助老设备演示康复训练。

“虹桥记忆家”志愿者每周三下午定期聚会，为协助老人训练做准备。 均记者舒抒摄

2019年9月23日，《长宁区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出台，这是上海首个认知症友好社区标准。自2018年6月起，长宁区60岁以上户籍老人已占37%。花了一年多时间，虹桥、华阳、江苏等三个街道开展不同程度的认知症筛查。而今筛查临近尾声，这些老年人认知症发病率数据将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制定认知症照护政策的科学依据之一。

有什么办法能让认知症老人“忘”得慢一点？家人该怎么办？认知症友好社区能做些什么？带着一连串问题，记者走进了“虹桥记忆家”。

即便患上了认知症  也可以安心在社区生活

家属深知照护认知症老人的不易，但政府部门选择直面和解决这个难题，让他们倍感欣慰，也看到了希望。

一个人在复杂的注意力、执行功能、学习和记忆、语言、知觉运动、社交认知等一个或多个认知领域里，与先前表现的水平相比存在显著的衰退，那么就可能存在认知障碍。

《标准》开篇明确了认知症的定义，以及认知症友好社区的适用范围、基本建设要求、全程服务要求、社区环境要求和保障机制要求。但长宁区民政局局长章维坦言，《标准》制定前，中国内地并无先例。因此，除了专业部门和社会组织参与，还参考了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认知症友好社区建设较成熟国家的经验。

“标准只是一个框架，具体的工作流程、模式要靠实践来总结。”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总干事费超说。他还兼任虹桥记忆家项目负责人，2019年2月起，与年轻社工谷东雪开始为居民提供认知症相关服务。两人的工作职责可用两句话概括：让健康老人远离认知障碍；让认知障碍家庭轻松快乐。费超负责前一句，即认知症的科普和筛查；谷东雪负责后一句，包括老人的干预训练、家属俱乐部、服务资源对接等。每个月，记忆家都举办家属沙龙，居民想要找有认知症床位的养老院或进行居家改造，也能第一时间联系他们。费超说，老人最常参与的是小组训练，包括认知刺激训练疗法和蒙特梭利干预疗法两种，后者虽然源于儿童教育，但对刺激智力开发、延缓老人大脑功能下降也有帮助。

在老人训练时，一旁的“阿姨妈妈”志愿者会协助谷东雪一对一与老人交流。阿姨们在每周三的下午定期“团建”。国庆前夕记者采访时，阿姨们正热火朝天地织毛线，为老人们准备国庆和敬老的“双节”礼物。一旁塑料盒里摆放整齐的是她们用五颜六色的串珠编织的兔子、金鱼、宫灯，这些都将成为帮助老人进行干预训练的“法宝”。

章维介绍，类似虹桥街道这样建立在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内的“记忆家”平台，是眼下老百姓能亲身感受认知症友好社区建设成果的地点之一。

人的变化更为直观。在虹桥记忆家，记者注意到，身为“95后”，谷东雪与老人交流的方式明显与她的同龄人不同，不像“年轻人”与“老人”之间的接触，更像忘年交之间的交流。小谷说，相比自己一年来在专业和待人接物上的变化，患者的进步让她感到更大的成就感。

“一天早上，我很早到记忆家做准备，没想到一位我培训过的患者阿姨已坐在大厅，一旁的凳子上放着满满一袋包子、馒头。”小谷给记者讲述“一袋馒头”的故事。原来，前两天阿姨找小谷做“音乐沙发”训练时，听说小谷大学毕业来到上海后很想念家乡山东的面食，于是第二天就拿着一张写着馒头店地址的纸条给小谷。“我当时很感动，阿姨怕自己忘记还专门写了纸条。”可惜由于工作太忙，小谷当天没去成。出乎小谷意料，第二天上午，老人就拎着装满肉包、菜包、豆沙包、花卷和馒头的保温袋，一大清早来记忆家等候。

“其实这位阿姨对自己的状况很清楚，2009年就检查出认知功能退化，但她坦然接受病情，一直在积极地锻炼，家人也很支持。”最令小谷感动的是老人说的一句话：“人老了总归要变笨的，但是我想让自己笨得慢一点。”

友好社区建设改变的不仅是患者、社工和志愿者，还有家属。家住江苏路街道的张阿姨的父亲今年96岁，在去年的筛查中确诊患有认知障碍。老先生块头很大，家里人为其擦拭、翻身、更换纸尿裤他时常不配合，家人身心俱疲。居委会和来自专业照护机构“颐家”的社工上门，不仅为老先生顺利申请了长护险，享受专业的居家照护服务，家属们也通过参与社区培训提升了居家照护的能力。

“慢慢地老父亲的精神状况好了，他知道上门服务的工作人员对他好，总会把好吃的留给他们。”张阿姨说，自己深知照护认知症老人的不易，但是政府部门选择直面和解决这个难题，家属们倍感欣慰，也看到了希望。“即便有一天我患上认知症，也可以安心在社区生活。”

人们观念慢慢改变  是“认知症”不是“痴呆”

互联网技术、传感器、穿戴设备对于老年照护问题的效能提升有很大帮助。但“照护”最后的落点是人与人的交流。

在虹桥记忆家，另一间电脑房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费超介绍，这里主要提供科技助老服务，比如通过第三方开发的健脑游戏，老人可以像下五子棋那样锻炼记忆力，脑功能自测更是只需一台平板电脑就能完成。电脑房一台酷似人工智能感知设备的“游戏机”用于锻炼老人反应力，方便行为功能障碍患者进行康复训练。

在费超看来，互联网技术、传感器、穿戴设备对于老年照护问题的效能提升有很大帮助。伴随老龄化社会逐渐深入、老百姓养老意识的提升以及政府对认知症的支持引导力度不断加大，认知症相关的养老领域也可以让各行各业大展拳脚。“但是设备始终无法替代人的照护，因为‘照护’最后的落点，还是人与人的交流。”

不过，让机器更好地帮助工作人员完成对老人的照护，在这位“85后”理科生看来大有可为。“现在测老人健康体征数据的机器能做到第一时间发出警报，这样一个护理员就可以同时看护十几个老人。”他建议，相较研发直接面对认知症患者的服务、器械，科技企业不妨多开发辅助设备，帮助工作人员提升服务，而相关数据的采集过程，则能让企业真正明白哪些是“C端”患者真正需要的服务。

事实上，相较对存量养老院、新建养老机构的硬件改造，软件的投入才是推进认知症友好社区建设的突出难点。章维说，一些认知症照护发展较成熟的国家，已能根据患者的病种、病程、主要病症，制定非常细化、专业化的照护方案。而我国目前在这一领域尚处发展的初级阶段。

破题的一大关键，是政府部门与专业机构、社会组织间的积极联动。记者了解到，在此前的筛查中，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专家经反复论证，为长宁三个试点街道制定了三个不同环节的筛查测试，包括第一阶段用于家庭自查的AD8量表和改进而成的脑健康自评问卷，第二环节使用的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即“MoCA量表”，以及被MoCA测评为高风险对象后的第三环节，即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的分步诊断，由此确定患者属于哪一种认知障碍。

“没有卫生部门、精卫中心的协助，筛查肯定无法专业、高效地完成。”章维表示，筛查要动员民政、卫生以及医院、精卫中心、社会组织等多方形成合力，还需居委会、街道前期与居民大量沟通，才能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样本采集的可靠性和结论的科学性。患者确诊后下一步是由政府托底服务，还是根据患者的经济条件适当引入市场化服务，这些都是《标准》制定后，需逐一细化的内容。

目前，认知症照护队伍建设已纳入长宁区养老服务队伍建设的组成部分，还开设了认知症照护管理人员和护理人员专题培训班，逐步建立起专业化的认知症照护队伍。令人欣喜的是，这支队伍中年轻的身影越来越多。在认知症照护的第一线，新一代中国青年对自我价值、自我使命的认知也正在改变。

在谷东雪的朋友圈，有她喜欢的歌手毛不易的歌曲分享，也有大量关于认知症的科普文章转发。小谷说，2018年大学毕业，同学们刚听说她的工作也曾不解。随着小谷一年来持续在朋友圈分享记忆家活动的照片、感想，远在全国各地的同学们也慢慢转变观念。“有人主动发微信告诉我，自己刚刚纠正家人的措辞，要用‘认知症’而不是‘痴呆’，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比想象中更有意义了。”

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近1000万认知症老人，其中上海有近30万认知症患者。现在人们所能做的，是让老一辈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让每一代人的付出都不被忘却。

（摘编自2019年10月9日《解放日报》  记者舒抒）